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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丨文学批评的“再批评”

时间:2016/3/26 14:15:52 点击:

前一段与洪子诚教授聊天,谈到有的作家的小说当时没受到注意,甚至被误解,但过上若干年再去读,发现原来作品里有以前不曾留意的很好的东西。做文学史研究的人,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因为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定位实在影响很大,这种被固定的印象,会一定程度上引导、暗示或限制后来的研究。这包括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以至一个观点。

最近三四年,在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我陆续写过一些最近三十年重要小说家作品细读的文章。有时候写之前,会到图书馆或家里书柜上找些当年批评的文章阅读,想先找找进入作品的感觉。有时候,发觉没有什么好文章时,就干脆先读小说,尽量不受干扰,完全以自己最直接的阅读感觉去接近这些作家作品。尽管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不能简单比较其优劣,但经过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时间确实在我与这些作家作品之间拉开了距离。对于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来说,这种距离感非常重要,没有距离感,所谓的“史家眼光”、“史家批评”是不存在的。以我个人来说,这种距离感使我重新获得了自由。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自由感是很可怕的,也是难以想象的。如果那样,你就会始终匍匐在过眼烟云般的意见之下,你的研究也就是一种与心灵活动毫无关系的工作。因此所谓的文学史研究,根本无法谈起。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两本很好的文学史著作。除他们两位卓越的学问,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夏教授在海外,没有受到内地相关研究的干扰影响;同样洪教授写这本书时,当代文学史正处在一个低谷,他对这个低谷有非常不好的看法,这使他获得了自由。两位文学史家获得好评的文学史著作,正是刚才所说的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史家批评”,因此才站得牢,立得住。

我稍微年轻的时候,曾一度有过以研究周作人为学术志业的幼稚想法,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和鲁迅是我最佩服的两个人。虽然这个宏伟计划无果而终,但周氏说过的不少话我都还记得,而且大多深以为然。比如,他曾说:文章无所谓新旧,也无所谓进步与落后,只有好文章和坏文章之分。今天看来,这些话既老实又有用。与不少惊人短视的宏论相比,它实在是缺乏才气,也不吸引人。我下面的看法,就想从这里开始。

一是看古物的眼光。前些时郜元宝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提前把“八十年代作古”,我弄不清楚他是讽刺还是表扬,但自觉他说的在理。我现在做文章,在看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文章时,确实是一种看“古物”的心情和眼光。这里面究竟是什么道理,我先不谈。这种看事情的眼光正好应和了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文学批评的“再批评”》。回忆我已经写过的重要小说家作品细读的文章,除格非的《春尽江南》之外,大多数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距我写研究文章,至少已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在我眼中,它们怎么不是“古物”?你即便不想“作古”,它们已经在那里“古老”了。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举例来说,九十年代由于当时文化论争的诱导,王朔的小说创作被人评价得非常不堪。一次,我找来作家王安忆与张新颖教授的《谈话录》来读,才知道王安忆对王朔有不同的认识,她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只是有一点点可惜。后来,再找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来读,我渐渐被这部作品所吸引,感觉王安忆的评价是公平的,符合当时的事实。这种阅读,使我对九十年代流行的批评王朔的观点开始保持警惕,也开始拉开了距离,并加上了有点严厉审视的眼光。这个例子不止发生在王朔一个人身上,也发生在张承志、史铁生等等作家身上。为此我写了几篇带有自我反思色彩的研究文章,我想这些文章朋友们应该可以读到。我感觉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一种“重走一遍作家的路”的历史性的心境。由于把这些作家作品当做“古物”,我再批评、再研究的心情和眼光就不一样了,至少与细读对象当时的历史情境,很不一样了。凭心而论,我实在想让自己“当代”一些,“积极”一些,但就是当代和积极不起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我做研究时,小心翼翼地读这些小说,联想作家在创作它们时的各种情境时,就是这种状况。

具体说来,之所以会眼光比较古旧,就是相信了周作人先生的话,也可以说是中了他的毒罢,文章没有新旧,也无先进与落后。所以,我再看这些作品和批评时,就感觉思想自由了。既不愿意被作家作品束缚,也不愿意被文学批评束缚,只想按照自己的触觉接近这些小说,按照自己现在真实的看法去评价认识它们。我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好处也在这里。两位文学史家都是不受什么因素羁绊的人,所以才会在书中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虽然这些真知灼见不见得被所有的人接受认可。而在我,由于在看“古物”,就想看看落在上面的历史风尘,找找当年的斑痕,聆听一下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呼吸,包括作品留下的一些莽撞、粗糙、不管不顾的那些痕迹。以前看到作家贾平凹先生喜欢收藏陶罐、古碑的记述,以为这是他伪装的某种姿态。今天明白,这才是“以古看今”的眼光,他是一个通人。所以,所谓看“古物”,即是希望将“古今打通”,放在一起看,放在一起比较。不以今天的是非为是非,当然也不以古代的是非为是非,而是在古今相互鉴别的比较视野中评价作家和小说的好坏。这是我要说的文学批评的“再批评”的意思之一。

二是在作家全部的小说中看一部小说。现在做现代文学研究的老师,都会教学生在动手研究某篇文学作品时,先把这位作家全部的作品读一遍,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在念博士生的时候,我的导师陆耀东教授也曾这样告诉我。他在写《徐志摩传》之前,几乎接触了与徐志摩有关的大多数材料,有时候为求得某个孤证,不远千里去寻访,如果找不到某个重要证据,宁愿放起来先不写,等找到材料再动手。先生尽管没有手把手地教我,但他这种以事实为根据,一份根据说一句话的做事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却使我受益终生。每每念及先生生前的教导,都不禁感佩于心。当然做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现场批评,只能头疼治疼,脚疼治脚,在作品研讨会上,稀里哗啦说完,拿起皮包就走。这样的事我经历过,自己也曾如此做过几次。事情过后,心里难免对作家怀有愧疚的心理。自然从文学批评的工作程序看,批评家不会缠绵于和作家作品的卿卿我我,它得当机立断,给出药方。它得下一剂猛药,让作家自己清醒,或吞吞吐吐一番,让作家不知深浅。也许真的有我不曾见识的令人钦佩的作品研讨会,然而最近几年,恕我孤陋寡闻,几乎没有见过。一次在上海开会,郜元宝教授说批评是只顾“眼前”,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几年前有人激烈批评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上下),我找来小说读,感到愕然。小说与他最高潮的三部曲《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相比,确实有些逊色,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结构松散,主线不够集中强烈,描写人物的时候,在部分章节上还有点跑题,不太连贯。不过总的来看,仍然是余华比较用心的作品。那么,为什么我对这些批评并不信服呢?最大的毛病,我以为是批评家没有在余华“全部的小说”中去看《兄弟》,没有对他前后的创作做出细致入理的分析评论,指出哪些不足,评论哪些精彩之处。而在我看,余华对这部长篇小说开头部分对李光头在文革初期游手好闲、胡乱鬼混的描写就非常精彩,写他在潜望镜中看厕所里女人的屁股,写他被押游街的时候还在东张西望,毫不在意的愚蠢样子,在余华其他小说中,从未出现过。“文革”初期少年身上已经初露的敌视社会和玩世不恭的情形,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极大极深刻的揭示。而在他的三部曲中,却鲜有这样的描写,说余华为建筑和丰富“文革”人物的画廊,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也不为过。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教授曾这样精辟地评价叶绍钧:“在所有的《小说月报》早期的短篇作家之中,叶绍钧(抗战以来自署叶圣陶,圣陶是他的字)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位。不错,他的作品没有一篇能像《狂人日记》或《阿Q正传》那样对当时的广大群众发生深厚的影响,在文学史上也不曾享有同样的地位。鲁迅小说家的地位,靠几个短篇小说就建立起来,但叶绍钧却能很稳健地在六个小说集子里维持了他同时代的作家鲜能匹敌的水准。除了稳健的技巧之外,他的作品还具有一份敦厚的感性,虽然孕育于当时流行的观念和态度中,却能不落俗套,不带陈腔。”接着他对《校长》、《城中》、《抗争》,尤其是《饭》和长篇小说《倪焕之》展开了入情入理的精彩分析,读后令人拍案叫奇。夏先生小说史好的地方就在于说理,不好的地方也是由于不再讲道理。不过,作者对叶绍钧小说评论的好处就在说理,不足归不足,长处是长处,说出了作家创作的“稳健”,说他作品中有一份“敦厚的感性”,也都从未听说过,所以就令人心服口服。

夏氏小说史说叶绍钧是一位“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家,我认为余华也是如此。他把叶绍钧小说与鲁迅的作品做比较,放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比较,还放在叶绍钧全部的小说里来比较,得出了通过六篇小说“维持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中的水准这样的结论。这个看法所以有说服力,就在他不是像有些当代文学批评那样,把余华从他全部的作品中“抽离”出来,而是把叶绍钧放在那么一大堆作家的小说里来认识,来评价,这样对叶的文学史定位就清楚了,比较妥当了。因此,我们如果不是那么急切对《兄弟》做出结论,而是平心静气地拿余华其它小说做比较,一点一点地分析,指出存在哪些问题,而哪些描写又是他前所未有的,指出即使是这样,余华依然是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理由是什么等等。这样的分析评论,我最愿意看,我相信广大的文学批评界同行也都愿意看。

我之所以拿余华说出那么一大篇,是由于他已经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了,不能用对年轻作家的态度去对待他。他已经是几十年来,从一大批风来云去的文学风潮中“挑选”出来的大作家了,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小说家之一了。正由于是大作家,在批评他的某部新作时,自然应该采取严厉的态度,去挑三拣四,但我更主张不应该再把这部作品孤立地看,而应该放在这位作家全部的“创作史”中去理解和评论。在“全部小说”中去看“一部小说”,就是“史家眼光”,是批评的眼光,是说理的眼光,这样的文章拿出来,不管它有多严苛、多挑剔,也是会被有识的作家所接受的。在“全部小说”中看“一部小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把经典作家的批评,与一般作家作品的批评区分开来。如果再将经典作家与一般和年轻的作家混为一谈,那么就不是“再批评”的态度。如果一个作家已经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经典作家了,我们还拿他们与一般的年轻的和偶然创作的作家作品相比较,事实上就降低了对这些大作家的认识,降低了认识当代文学史的水平,犯了重复说话、重复观点,用一种固化的批评标准来要求所有作家的毛病。前面提到的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于事前将重要作家与一般作家做了区分,就避免了这个问题。这是将经典作家从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择出来,经过再思考、再选择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最公正的批评的态度。所谓“史家批评”,或者说“再批评”,在我的理解中就是一种最公正的文学批评。由于用了这种“再批评”的眼光,身在“当代”的夏志清教授评价《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於犁华、白先勇两位“当代作家”时,我们一点不觉得他的观点唐突,反而感觉是一种经过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再批评”的方式,也钦佩得不得了。依我看,夏先生之所以大部分著述都很好看,道理就在这里。

作者:程光炜 来源: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