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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安徒生奖”作家曹文轩:“我坚持文学的天道”

时间:2016/4/5 18:31:58 点击:

编者按:

北京时间2016年4月4日20:50,意大利博洛尼亚当地时间4日14:50,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公布了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获奖者名单。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摘得这一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至高荣誉,实现了华人在该奖上零的突破。

如“国际安徒生奖”颁奖词所说,“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这与作家的性情有关,更与他的文学“天道”有关。今天,我们聚焦曹文轩,倾听他的坚持,注视他的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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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际安徒生奖”现场


曹文轩:我坚持文学的天道

文|刘颋


读曹文轩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还是理论著作,总会被他别致的文学感觉所吸引,那种别致在这样一个时代甚至流露着些许孤独。每次见到曹文轩,他总会给你一个很宽容的让你安心的笑容,这种宽容里传达出了他的体谅、他的谦逊,还有他的坚持。


刘颋:您说过“我的创作风格一贯如此,从来就没有任何改变”,您也说过,《大王书》是您最看重的作品,因为它是您的转变之作。可以说,在您的创作中,有变的努力,也有不变的坚守。请谈谈您创作中的变与不变。

曹文轩:《大王书》以及这之前之后写的所有作品,无论从外表看上去它们有多大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建立在我所体悟到的那些基本面之上的。那么文学还要不要变法?当然要,但它的变法应当是在基本面之上的变法。任何一种被命名的事物,都有它的基本性质,我们只能在承认它的基本性质之后,才能谈变。我常喜欢拿普通事物来喻理。比如,我说椅子:什么叫椅子呢——也就是说,椅子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定义是:一种可供我们安放屁股的物体叫椅子。这 就是“椅子性”。如果,这个物体不具有这个功能,那么它也就不是椅子了。事实上,椅子也一直在变法,我们能说得清楚,这个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椅子吗?四条腿的,三条腿的,两条腿的,一条腿的,没有腿的;还有,古今中外,有多少种材质又有多少种风格的椅子呢?但变的不是性质——再变,也不能变成剑,一把剑, 是不能当椅子的。不信,你坐上去试试!既是文学,就有文学性。没有这个“性”也就不是文学了。现在的一些文学,依我看,就正在将它变成剑。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朴素的理解,我在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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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作品《大王书》


《大王书》和《草房子》《青铜葵花》相比,真的很不一样。前者看上去颇有点气势,荒漠大川,天上地下,场面宏大,情节跌宕,是一种浪漫性的叙述;而后两者,则是烟村茅屋、小桥流水、细树矮篱,有点温婉,有点小调。但从追求美感、倾向悲悯、着重人物、喜欢风景、留心细节等方面相比,我还是觉得它们都是我的文字,是在同一美学平台上的把戏。事实上,我在写任何一部作品时,都有顽强的突破和革新的欲望。我看重《大王书》,是因为它是我这些年花心思最多的作品,还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在还没有细看它时,只想着《草房子》《青铜葵花》等,认为我可能不善于干这样的活。其实,我在骨子里,是一个更倾向于浪漫和幻想的人,这一点,只有我自己知道。

刘颋:优雅的文学姿态,优美的文学语言,忧郁的人文关怀,这是您的作品给很多读者留下的印象。您也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坚持一些基本、恒定的元素:人性道义、悲悯情怀、美育功能、艺术情调,等等。在当下这个喧闹得让人迷茫的文学市场上,您的坚持您的理想更具有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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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作品《草房子》


曹文轩:我对文学的理解和界定,显然是非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几十年来,我对文学的“伺候”,一直是按我的文学理路来进行的。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可能要比当初好得多,因为十多年间我毕竟以我的作品显示了它们的生命力和合理性,看似平静但连续不断的再版、发行和逐年走高,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也无声地支持了我的文学理念。而在十多年前,不要说是别人,就连我自己也会经常性地发问:你对文学的见解,是确当的吗?是不是一种浅薄?一种荒谬?一种无稽之谈?我会在一些场合发表我对文学的看法,往往都具有一种战斗性,甚至挑衅性,其实当时在场的人未必是与我相左的。这是一种孤独、不自信而导致的非常心态。但多少年来我还是坚持着,没有放弃,没有改弦易张。因为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感受,是有文学史的背景的,它们来自于我对经典作品的体悟。由于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就敢于怀疑潮流,怀疑批评家们对一些作品的判断,怀疑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文学标准。我坚持认为文学是有基本面的,这个基本面从有文学的那一天开始就存在了,它是文学的天道。我更相信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文学家们对文学的理解。后来世道变了,变得有点凶,有点古怪,“逆反”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深刻的标志,凡已有的一切都是一定要颠覆的。几乎整个西方主流,如同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所说的那样,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那些已经死去的欧洲白色男性统统退场。因为,这些男性代表了从前的文学史,他们是西方文学的道统。文学的标准被人为地、强制性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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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作品《青铜葵花》


刘颋:那么,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学标准呢?

曹文轩:最近我经常在问一个问题:如果将那两个日本人——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让大江去川端的年代写大江式的作品,让川端降到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我想,这个问题,傻子都知道答案。那么,现在的文学依了新的标准,到底是合理的呢还是不合理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但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发问:那些专以变态为题材的作品,那些彻底驱逐了审美价值的作品,那些极度夸张了人性之恶而将人性之善完全否定了的作品,那些恶兮兮、脏兮兮的作品,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如果,我们不去在意那些朝思暮想的国际认定,批评界也不那么毫无立场地追捧那些有了国际认定的作品,我们只说文学的理、文学的道、文学与我们的幸福,我们也许会在一种放松的心情下正视文学的原旨。文学的原旨,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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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作品《细米》


其实,我所持有的并不是什么文学的理想,而只是坚持文学的原旨罢了。我只想我的文字能让人对人性多少有点儿信心,对生活多少有点儿希望,对灵魂多少能有点儿触动,我不想让我的文字火上浇油、落井下石、釜底抽薪、心里添堵,也不想让人破罐子破摔、撕破脸皮耍无赖。 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使人过得更美好,更像人,你即使说到天上说出花来,我也不能接受你那深刻的一套。中国作家的焦虑,不就是为了那个国际认定嘛!其实,这个认定是一个十分微妙、复杂的问题。我们对我们所以未得到国际认定的原因分析,可能忽略了许多重要细节。

刘颋:谈到儿童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您曾指出它们面临的“古典性的缺失”的问题。认为后人把《红楼梦》的传统、《西游记》的传统都丢掉了。“古典性”怎么理解?

曹文轩: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文学与其他东西不一样,我们不可以将它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来论。文学艺术没有经历一个昨天的比前天的好,而今天的又比昨天的好的过程。文学的标准就在那儿,在《诗经》里,在《楚辞》里,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里,在《红楼梦》里,在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钱锺书 的作品里,当然也在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里,千年暗河,清流潺潺,一脉相承。如果将文学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论,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见解:鲁迅的作品必须要比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得好,因为曹雪芹早在那个时代就写出那般好的小说了,你鲁迅生活在多少年以后的现代,难道还不应该比曹雪芹写得好吗?同样,你徐志摩的诗理所当然地要写得比李白、杜甫的诗好才对。可是,文学史所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景观吗?不是一峰更比一峰高,而是一座一座同样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时空里。当世界万物都在受进化法则的制约时,惟独文学是不在进化论范畴之中的,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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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作品《火印》


古典没有因为今天而矮出我们 的视野,而且我们还看到,文学的今天是与文学的昨天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一旦分开,下游的河床就会干涸,五谷歉收,饥荒就来了。我们没有感到饥荒的临近吗?相对于中国的诗歌传统,中国的小说传统并不特别理想,幸亏我们还有横空出世的《红楼梦》和《西游记》。他们分别代表了传统的两条路线。这是两条风景很不错的路线,但我们后来另辟蹊径去了,这也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该将这两条路线丢失。如果不丢失的话,中国当下文学一定又会有许多好看的字面。

古典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大概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庄严”,大概算是一项吧?即使《西游记》,谐谑之下也还是庄严。当下文学,是在快乐至上的语境中进行的,是反庄严的,谁庄严谁就是假正经、伪君子。文化的痞子性、无赖性、没正经,已渐趋渐浓。还有,就是它的“雅致”。小说虽然出自市井,但传统小说 的主要倾向还是趋雅的。“雅”是古典的最为丰厚的遗产,但当代文学将这笔遗产放弃了。再一项就是它的“意境”——我说的是中国的古典。我总觉得,中国古典的一个个美学范畴,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意境”与西方确定的那个“深刻”,谁更高级一些?说不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地说的:你那个“深刻”我可以达到,而我这个“意境”却是你未必能够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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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著作《第二世界》


刘颋:您曾用“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无所事事”四个成语来描述您心目中的真文学。关于文学的“有”与“无”以及与现实生 活的“有”和“无”的关系,您的论述相当精彩,您的创作在表达自己的审美情怀之时,也从未回避社会现实对人的影响、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您是如何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曹文轩:我一直就是这样看的:文学与生活不是对应的关系,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早在15年前,我就在我的一本叫《第二世界》(当时叫《思维 论》)的书中说过,我们可以将那个有太阳、有月亮、有高山和河流的世界叫做第一世界,将那个由我们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叫做第二世界。文学是第二世界,是创造出来的,而且这种创造是无边无际的。文学比试的不是谁更接近存在,而是谁更具有想象力。文学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满足第一世界而诞生的。正是这种创造, 今天的人类才拥有了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今天的人类,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其中文学是立了汗马功劳的。文学通过创造,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一个的境界,这些境界吸引了人类,也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人类。我们将作家的责任感窄化了——窄化到了:文学是为民请愿的;是要让那些贪污分子将搬回家中的公家沙发重新还回去;要让那个城市的厕所盖在更合理的位置上;要让下岗女工在下岗之后有继续生存的条件;冬天的暖气应该是热的;麦蚜虫的肆虐应该得到制止;孩子们的书包应当从 10斤减到2.5斤……我对西方的文学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但有一点我是欣赏的,这就是:它的视线从不停留在所谓的日常生活上。它不讨论这些很容易衰亡的问题。文学是创世纪、创世界的。我们看到了“艺术”、“构思”、“绝妙”等词汇。它是让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富有的。这与我们尊重经验并不矛盾。经验的更 重要的用途,是创造第二世界——把在第一世界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幻化到无穷无尽的第二世界中去。本文原载于2011年1月10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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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际安徒生奖”现场


曹文轩的优雅

文|安武林


曹文轩是个优雅的人。无论你把他当作家看,还是当教授看;无论你把他当儿童文学作家看,还是当成人文学作家看,甚至是当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看,他给人的印象只有两个字:优雅。

曹文轩中等个子,长着一张娃娃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的年龄和他的容貌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你可以说这完全得益于南方气候的滋润,但我觉得这和水有关,和他广博的阅读有关,和他的人生态度以及宽阔的胸怀有关。他的笑最有特点,当他开心地笑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笑是从下巴颏那儿往上散发出来的。曹文轩的优雅让我嫉妒。明明他是50后的,我是60后的,但我和他一起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喊他“曹伯伯”而喊我“安爷爷”。而那些老师们往往会看到我 “德高望重”的样子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和我先握手还是和曹文轩先握手。这都是一些茶余饭后的笑谈。每次进校园时,他都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武林,不要去卖书啊,我们做讲座。”在太原,我担心他给小学生讲课的能力和技巧。我很清楚,他给大学做的是公益讲座,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除了他谈《围城》和《红楼梦》之外,自己的作品只字未谈,我甚至怀疑那些大学生知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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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


曹文轩很优雅,有时候还很孩子气,这孩子气来自于他的童心。我担心他给小学生讲课有问题,没想到他的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下来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武林,别担心,我有好几套语言系统呐。”就像他有好多玩具展示给你看一样。

曹文轩是个书生,是知识分子。他常常说自己喜欢水,因水而生,这倒是双重的事实,很多人容易误解甚至是曲解这种事实之中所包含的优雅。一个是表明了他的出生环境,另一个是说明了他文字的特点。他曾经给孩子们讲作文说出“折腾”二字,就被媒体狠狠地炒作和利用了一下。他很愤怒,但他愤怒的时候一点儿也不优雅,倒是一派的苦笑和无奈,甚至是苍凉。他甚至会像受了委屈似的说:“要是我变成哑巴就好了!”他不是没有智慧进行还击,也不是没有能力去质问, 而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对他人宽容和理解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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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际安徒生奖”现场


曹文轩非常引人注目,所以关于他的消息在民间和官方流传的都很多。有的消息甚至很八卦,比如说南方某报关于他不好的新闻。我知道后告诉他,没想到他开心一笑说:“嘿,我都不生气,你生什么气呀!”曹文轩的优雅里有一种松弛状态,既没有攻击性,又无防卫性。所以他常常会被逼到一个死角。而这个死角往往是书生和知识分子最不愿站立的位置。他更愿意浸淫在自己的文字中,面对这个世界,真诚而又执著地。(文章来源:2010年8月《文学报》)



作者:刘颋 安武林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