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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

时间:2016/9/1 11:00:59 点击:

    今年五月,我应浙江大学中文系吴秀明教授之邀,去参加他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期间还有一次与博士生的座谈。吴秀明教授是我老朋友,他闲谈中问到:你怎么看当代文学考证过程中叙述者的“感情视角”?他指的是我前两年在刊物上陆续刊登的《莫言家世考证》等系列文章。我们知道,秀明教授是著名的史料文献整理专家,他带领浙大博士生历经十余年做的大型当代文学史史料丛书,有数十本之多,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相信它们出齐后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由于答辩和旅途匆忙,我当时没有深想秀明教授提出的这个尖锐问题,他是出于老朋友的善意,才向我发问的。借这次《文艺争鸣》编辑部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研讨会”之机,我简单谈谈看法,以便就教于学术界同行。众所周知,当代文学史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我刚刚开始做的“作家家世考证”,都属于文献学的范畴。著名文献学研究专家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对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编述体例、校勘、目录整理、抄写、注解、考证、辑佚、辨伪,以及方志、地图、制表等方面,均有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他主要强调,在这些工作中,整理者的客观眼光、有距离的筛选和甄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整理者应该以一种“看过去”的冷静态度开展工作,而不应该把自己的感情好恶卷到其中去。[1]这与秀明教授对我的提醒十分相似。

    说老实话,我2014年秋冬在澳门大学陆续做的《莫言家世考证》,纯粹是一个无心插柳的工作。由于此前没有接受过文献学的严格训练,只是在澳门大学图书馆临时借出基本入门书,先啃起来。当时带到澳门的莫言资料,也不够用,打听到与该校有相互借阅流通关系的香港中文大学,这方面的材料也极缺乏。关键还有,我对自己这个“历史叙述者”角色,也并没有想好。举例来说,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我,究竟与莫言先生的身世历史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和他作为同代人,共同经历过“七十年代”这样的大时代,那么,在叙述这段历史情况的时候,我自己的“位置”——也即这篇短文中所说的“感情视角”应该怎么摆?例如,在写《教育——莫言家世之三》的时候,叙述到莫言曾经给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山东省招生办、潍坊地区和高密县招生办等各级负责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机构写信,申诉自己无书可读的苦恼,强烈希望能争取到上学机会。为把莫言这件事情的时代背景说清楚,我在文章下面加了一个颇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注19”,其中写道: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语文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叙述自己的儿子和当时下乡知青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某些干部利用职权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次年4月,此信由王海容转交给居住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毛泽东。据说,读到这封人民来信后,可能触动了内心某种深层感情的缘故,毛泽东当时久久沉默不语,潸然流下了眼泪。他在回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的信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逐级下发传达,促使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对某些地方迫害知青的干部严厉整肃。像中国古代社会一样,有时中央政府有些好的政策传到州、县一级便扭曲变样,而前者也常常无奈。“中央”和“民间”两层的隔阂,成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各国的特殊架构,向我们描绘着中国几千年来变与不变的情形。另外需要指出,我们也不能仅仅从政治维度贬低辽宁知青张铁生那封“上书”,虽然他因此摇身一变,成为反“教育回潮”英雄,并得以进入大学。他的上书,与李庆霖的上书,固然诉求角度不同,仍然可完整看做知青社会问题总爆发前夕的一个讯号。若干年后,张氏上书的复杂性,依然可以纳入我们考察历史的范围内,并予以重视。[2]

    不妨说,我在叙述过程中把自己的“感情视角”不自觉地“卷进去”了。我当时确实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甚至在写作过程中潸然流下的泪水。我心里明白,虽然在写莫言,实际是在写我自己。我与其在为莫言的人生遭遇流泪,同时也在为自己,也包括了我千百万的同代人流泪。这涉及到感情与历史的关系。涉及到携带着个人感情的叙述者怎样进入到历史认识之中的复杂问题。1974年春季以后,我被困在河南大别山腹地的一个知青农场,无书可读,也前途茫茫,达两年多之久。虽然我当时读了很多书,也胡涂乱抹地写了不少东西,但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上大学,是我一个久久积蓄在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愿望。

    凭借在写《家世考证》之前一点文献学的自学经验,我知道这种“感情视角”是非常不应该出现的一个错误。但是,更令我苦恼的是,作为“当代史”的“当事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把这个“感情视角”剔除出去,如果这样,那么克罗齐所说的“历史的人性”、“历史的积极性质”还有什么意义呢?[3]换句话说,即使考证者不抱着把历史真相告诉下一代读者的想法,但如果他的叙述只是一些冷血材料,是一些类似木乃伊的历史断片,那么“最终的考证价值”又在哪里?说老实话,对这些深奥纠缠的问题,我是惶惑的。道理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一到具体考证工作的操作的层面上,问题就发生了,非常突出尖锐地摆在你面前。所以,说了这么多,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是:第一,虽然现在做当代作家的文献整理和考证工作,时间稍微早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能做的。因为很多50零后作家的年龄都已在六十岁以上,乘着他们记忆还清楚的时候,不妨先试做一些个案,先把史料文献留下来。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当面向他们咨询、求证、辨伪和辑佚。我的意思是,先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史料学”做起来,至于“感情视角”往哪里摆,作者叙述与史料文献之间的距离尺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则一边做一边解决。解决不了的,推给下一代的研究者来质疑、纠正、批判和丰富完善。第二,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一个史料文献整理和叙述的“简与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妨先“繁复”一些,力求翔实穷尽,进一步挑拣、筛选和剔除的工作,也留待下一代研究者去做。就是先抢救材料,多多益善,堆积在那里没关系,等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做成一个当代文学史史料文献的巨大仓库之后,后面人的工作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了。

    因此,在我刚完成的《莫言家世考证》的初稿中,加了大量乃至不免繁琐的“注释”。有些章节的注释,字数上还超过正文,我整个变成了一个“文抄公”。但我心里开始明白,尽管文献学方法论著作在提醒“剪裁”对于整理者的重要性,然而,作为与所叙述的“历史”还保持着“同步状态”的人来说,完全从叙述中挪走“感情视角”是不现实的;另外,材料的“繁复”虽然显得芜杂、重复,但也非常必要,因为这样可以保留历史存在状态的丰富性和它可感知的体温,当然这样也容易露拙,未能把杂质剔除尽净,给人还不够“严谨”的印象。当代文学史的史料文献整理才刚刚开始,我个人认为尺度先不妨稍微放宽一点。


作者:程光炜 来源:文艺争鸣